▍克里沃罗格：后苏联生存哲学
与第聂伯罗同属一州的克里沃罗格很少卖力标榜乌克兰特性，但它在国家经济政治版图上的地位毫不逊色。这里聚集了大量钢铁和工矿企业，被称为乌克兰的“钢铁之心”。战争期间，当地工厂艰难运转，维系着后方经济，工人们始终以滚烫却沉默的钢水浇筑着生存法则。
丹尼斯是一名来自克里沃罗格的社会学家，他沉浸式调查了家乡的几所工厂，尝试用半年时间解开一道学术问题：当基辅的知识分子在咖啡馆辩论民族认同时，流水线上的工人究竟如何看待绵延十年的身份革命？为尽快和工友们打成一片，丹尼斯应聘了流水线上的岗位。一开始，工人们对他有所保留，但很快，他成功融进了厂房车间中的日常政治谈话。
“工人内心有鲜明的政治观点，只是表面上去政治化了。”丹尼斯告诉我们他的发现。在苏联解体前后，乌克兰罢工、游行不断，普通人的政治热情一度高涨。但经过90年代社会经济危机的毒打，大家都“学聪明了”，对两轮“广场革命”冷眼相待。“举旗子的都是学生、大学教授、记者和白领，我们的人永远站在边缘。”这是丹尼斯常听到的评论。
开战前的8年，所谓“亲俄”“亲乌”认同在克里沃罗格不断流动且含混不清。俄语占压倒性地位，人们很少明确说出政治倾向。在当地的“下沉”社会，真正居于统治地位的生活方式是所谓“后苏联生存哲学”——原子化的工人们用务实利己的原则来决定每场政治风暴袭来时的立场，这让他们度过了1990和2000年代的大风大浪。
克里沃罗格是泽连斯基的故乡。2019年大选时，工人们都给他投票，他们希望毫无根基的“人民公仆”党能超脱党派倾轧、地区对立和认同撕扯，将精力放到真正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上。很多早已对政治深恶痛绝的人都聊起了泽连斯基，以至于他成了唯一不会遭到工友反感的政治话题。
“因为大家熟悉的演员泽连斯基同时嘲笑了两种聒噪的主流叙事：基辅精英的‘乌克兰民族’和俄罗斯宣传的‘东斯拉夫团结’。这让他成了工人眼中的自己人。他讥讽腐败政客的样子，就像工人在廉价酒馆里嘲笑老板。”丹尼斯回忆，2014年后，无论是基辅试图强化的乌克兰民族认同，还是克里姆林宫大力鼓吹的“俄罗斯世界”，都让大家感到疲惫。
但对政治新人加老乡的热情很快就消散了。短暂兴奋过后，关乎工人福利的事情一如往常，甚至有些还变得更糟了。而且，胜选后的泽连斯基很快打起了认同牌，一种“又回到老路上”的情绪厂区车间里弥漫开来。丹尼斯看到，普通工人被动卷入了横扫全国的身份政治浪潮。2022年春，社会动员达到高潮，很多此前不持立场的工人加入了领土防卫部队。毋庸赘言，入侵打破了他们习惯的生活，驱使他们拿起武器的首要动机是保卫固有的生活方式。不过，这也意味着工人们为家乡而战的原因，并非基辅的民族主义动员。
那时克里沃罗格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极具地方影响力的前“地区党”成员、实力派Oleksandr
Vilkul突然明确爱国立场，一夜间化身超级强硬的民族主义者。这为他带来了不少政治资本，直接在当地掌权。Vilkul出身矿工世家，从政后加入了前总统亚努科维奇阵营，一度强烈反对加入北约。丹尼斯坦言，那时所有人都觉得他会毫不犹豫地通俄。Vilkul却很快公布了亲俄合作者写的劝降信，并附上带着下流用语的回复：叛徒去死吧！这让他立马得到基辅文化精英们的青睐，成了圈内一员。
但表完忠心后，其公共表达仍充满苏联元素。当他绘声绘色描述俄军惨败时，几次引用了卫国战争老电影中斯大林的台词，这成了下意识的行为。两种本来对立的政治文化或认同之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混合。对同仇敌忾的乌克兰人来说，这类迹象可能预示着一种全新而包容的国家团结意识即将诞生，新的公民乌克兰将浴火而起。
那时基辅很多人都非常乐观，他们一条条发脸书和推特展示对东部居民的同情，内容诸如“从现在直到世界末日，哈尔科夫和马里乌波尔的居民都拥有自由选择语言的权利，因为他们是（入侵的）首批受害者。”
“热烈的互助氛围下，新的团结意识似乎已牢不可破了。”回头审视三年半之前的国民情绪，丹尼斯说，“不幸的是，很快它就消退了，依赖语言、文化和民族历史叙事的传统动员方式重新成为主流，这就是现在的处境。”
民族主义动员的副作用是，阶层隔阂被意外加深。精英单位如“亚速”系武装的成员往往自视甚高，他们曝光率高，善于集中更多的稀缺资源，总是一身精良的北约制式战术装备，散发出难掩的精英气息。
此外，西部城市的文化阶层——记者、博主、活动家、知识分子、IT白领等——被社会学家称为“战斗精英”（warrior elites）。他们卷入政治更早，既有学历和街头运动经验，又积极掌握了乌语、英语和其他“高级”文化资源，广场革命和克里米亚危机是他们的集体政治启蒙。这些人的生活相对较少受战争影响，却非常支持动员，坚信必须战斗到最终的胜利。
“现代民主社会的特征是让平民而非精英上战场。只有封建社会才驱使贵族前赴后继战死。如果我们再次让贵族为国而死，那就得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封建秩序。”这样荒谬无稽的言论出于前文提到的博主和NGO活动分子波特尼科夫之口，“战死者得到为国牺牲的机会，假如他们生在英国、法国、德国或者波兰，那就决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是多么幸运啊！”波特尼科夫还主张全面下调征兵年龄，并大量征召女性参战。显然，他相信自己天然属于特权的“贵族”群体，不必担心被拉去填线。
经过高强度却充满乱象的爱国动员，基层工人迅速分层：要么更排斥动员，要么主动“乌克兰化”。丹尼斯想起一个车间中的访谈对象维拉，她总抱怨工友们缺乏公民意识，政治上太过被动。但她显然属于“先进分子”，因为常参加独立工会的活动，自视有更高的道德站位。除了坚持说还不熟练的乌克兰语，维拉还疯狂阅读乌克兰作家，彷佛突然发现了本民族失落已久的文化财富。但她的同事并不能迅速适应新的文化常态，他们学乌语很艰难，只能退而求其次，从俄语换成俄乌混合的苏尔日克语（суржик）。它夹杂着俄语词汇和语法，在乌克兰和南俄民间历史悠久，是便利的过渡语言。在沙俄和苏联时代，苏尔日克语曾是乌语者为向俄语靠拢而使用的工具，如今却成了俄语母语者表达政治认同的过渡渠道。即便如此，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仍对它深恶痛绝，他们只能接受“纯正”的乌语。作家拉里莎·尼特索伊曾愤怒地将苏尔日克语称为“俄罗斯对乌克兰语言的强暴”。乌语言研究所所长赫里岑科也认为，说苏尔日克语是个人“发展不全”的标志。
丹尼斯分析，将乌语与公民运动结合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策略。不少像维拉这样“有上进心”的工人苦学乌语，以期获得文化资本，摆脱原先的阶层。有趣的是，帮他们跳出旧圈子的“公民美德”总是成套组合：说乌语、参加公民运动、接受继续教育、支持市场化改革、赞成加入北约，等等。它们环环相扣，形成自洽的价值体系。这像一道坚实壁垒，将普通工人隔离在外，为身在其中者维系独特的自我想象。“然而，这种个人策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有大批‘政治冷感’‘不求进取’‘被动等待’的工人群体存在。只有这样的人基数够大，那些‘觉醒’的爱国精英才能轻松看到自己的不同。”丹尼斯说。
现在这些资本失去了独占性，新形势让它们更易获得。由于外敌入侵，所有人都能自然使用民族主义话语。工人们随时能加入领土防卫部队，争取在新的等级体系中成为有价值的成员。但经过三年多物理和心理双重消耗，持有这些美德的边际收益迅速下滑。比起尚在百公里开外的“兽人”，厂里糟糕的状况才离工人们更近。
A厂是克里沃罗格一家较大的钢铁企业，其产品可用于建设防空设施和避难所，战时不缺订单，但生产线却因空荡荡的工位陷入停滞。目前乌政府正制定一份重点战略企业名单，列名的公司可豁免征兵。但A厂仍然没有被列入其中。当第一批名单公布时，很多工人炸了锅。因为就在那时爆出了一件征兵丑闻：很多西部地区的自由派NGO人员获得了征兵豁免，但在工人看来，那些人的“爱国”活动并不像钢铁工业这般对国防不可或缺。
在整个第聂伯罗州，还有不少像A
厂这样的钢铁企业。它们历经私有化的狂风暴雨和几次全国政治的U型急转弯后依然挣扎着存活。现在一切都摇摇欲坠。基础设施皆继承自苏联的钢铁厂本是个自成体系的综合体，拥有庞大的厂区生态，颇能给职工们“自家地盘”的感觉。战争第三年，这座钢铁迷宫的自保机制开始崩解。
征兵加紧后，工友们发现除了厂方保安，征兵委员会的人也不定时蹲点厂区出入口。他们检查出入者的身份和文件，假如有问题可立即把人带走。厂方不得不配合军队的行为，人力部门会直接收到征兵处的通知，进入车间寻找符合条件的工人。这自然激怒了工人，很多人开始被动抵抗，有的甚至弃岗逃离厂区。田野调查结束后，丹尼斯潜水在工友们的私密电报群里，里面会实时更新征兵者的位置，帮助各车间的同事逃避检查。到了2024年年中，征兵行为更加频繁，类似群组的规模变得更大，克里沃罗格几个大厂的工人都在里面交换信息，各种政治阴谋论不可避免地泛滥。
刚开战时，A厂共有约18000余名工人，截至去年5月已经有3500人加入了武装部队，且征召工人入伍的速度还在加快。工厂负责人曾对欧洲媒体提到，优先挑走的都是机械师、大车司机、电工、技术熟练工等，是工人队伍中的骨干。补充新工人变得很难，因为政府规定，A厂的男性工人需要在征兵处登记，光这一点就常劝退应聘者。
乌媒近期的报道显示，工人的平均工资已经从之前的每月500美金上涨至800美金，但即便这样，用工荒没有丝毫缓解。A厂产能严重受限，仍在日常上班的工人没有因为涨工资感到开心，而是成天提心吊胆，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有多久。
丹尼斯和其他乌社会学家紧密关注民调舆情，2024年来的不少调查指向了悲观的势头。例如两份七月的民调分别显示，只有32%的人不赞同“动员除了带来更多的死亡外并无其他作用”，以及只有29%的人认为逃避征兵是“可耻的”。与此同时，大城市的自由派媒体和意见领袖仍在宣传动员，甚至随着战况恶化，鹰派声音反而越发激进。他们有的称征兵官遇袭是因为俄罗斯人收买袭击者，有的发文主张给征兵队配枪，允许其击毙反抗者，还有的呼吁警方逮捕在网上批评强制征兵的公民。
就在最近，《乌克兰真理报》刊发了长篇文章，讨论短命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1918~1920年短暂独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政权）在俄罗斯内战中的征兵政策，结论竟是那套武装征兵队进村强行拉人的做法“值得借鉴”。这篇历史科普赞赏了当年的强力做法，比如征兵队下乡、处决拒服兵役者、惩罚藏匿逃兵的村民、关闭边境等。尽管采访了历史学者，作者却没探讨粗暴的措施是否加重了逃兵现象，乃至最终导致乌人民共和国垮台。相反，不少笔墨用来攻击不识字的农民听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蛊惑，指责他们不忠于民族和国家。在结尾处，作者建议今日乌军应培养强力的军官阶层，让他们严格监督士兵，防止职业军队沦为由士气低落的农民、穷人组成的大杂烩。
巧合的是，同一媒体在2025年7月的NABU 风波里大谈法治和宪法，为支持反腐NGO的游行造势，这在工人看来颇具讽刺。“他们提到法治和宪法，却表现得好像不知道这些高大上的玩意早就不适用于工人和农民了一样。”丹尼斯常听到这样的抱怨。
▍哈尔科夫：苏维埃乌克兰人的悲歌
2025年5月中旬，我们乘卧铺火车从基辅去哈尔科夫。这种火车与其他后苏联国家的长途火车无异，就像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一样。每个车厢的乘务员彷佛是个负责而又行事老派的“班长”，不但会多次提醒你何时到站，还会挨个询问乘客的旅途体验。
车厢里，一对母子坐在我们对面。过了一会儿，他的妈妈不知从哪掏出一本花花绿绿的乌语课本，命令他开始学习。“大家都从那跑出来，怎么你们还上赶着过去？”年轻的母亲一边给儿子拾掇床铺，一边英俄语夹杂着向我们提问。
“你和儿子不也要去哈尔科夫吗？你不担心吗？”
“孩子的父亲还在那，我们必须去团聚。”望着正吃力读乌语课文的儿子，她不带犹豫地说。
第二天一早，在几乎如初冬一般的晨霜中，我们匆匆穿过哈尔科夫火车站的前广场，就在那天，俄军对哈尔科夫地区的沃西昌斯克等定居点发起了地面进攻。由于战事紧张，哈尔科夫城区已没有了GPS信号，外人到访需预先下载离线地图。城内的地铁系统则免费向公众开放，万一有空袭地铁站可转为避难所。在“大学”站等大站，还专门开辟了地下空间充当临时小学。
城东的萨尔季夫卡街区依然苏联味十足，这里比市中心离交火区更近，遭袭也更频繁，但居民早就对防空警报脱敏。时逢周末，居民们提着购物袋到没来得及更名的“劳动英雄”地铁站旁赶集，与苏联晚期的生活习惯别无二致。比起临街窗户都被遮盖，入夜后只剩下零星酒吧灯光的市中心，萨尔季夫卡的生活气息浓厚得多。一个更真实的哈尔科夫在眼前徐徐展开。
我们走后没几天，“劳动英雄”站附近的Epicenter建材中心就中了俄罗斯人的导弹。这座人流繁忙，价格亲民的商城瞬间化作瓦砾，至少十几人丧命。事后关于建材中心里存放的到底是什么，双方各执一词，但大量平民的死伤早已随短视频传遍世界。在那以后直到冬季来临，哈尔科夫又多次被导弹袭击。
哈尔科夫对面的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同样聚居着大量所谓的“苏维埃”人群，他们成了乌军对俄纵深打击的“附带损伤”。战前两地居民往来频繁，不少人的亲人朋友都在对面居住。2014年以前，边境几乎形同虚设。就算俄乌交恶，跨境往来仍未切断，走亲串友和购物扫街都是家常便饭。如今两城间的纽带仍不时显露，尽管总带着火药味。乌媒常常“提醒”别尔哥罗德曾是乌克兰一部分的往事。而在别尔哥罗德街头，与乌各大城市同款的简易预制避难所也闯入市民的视野中，拉满了空气中的紧张感。
由于地处一线，俄乌边境地区都经历了高强度动员。乌方的民间志愿活动已有大量西方媒体报道。实际上，别尔哥罗德和毗邻的库尔斯克地区同样卷入战火，很多俄罗斯民众自发组织了大量支前活动，强度不亚于乌方。法国LCI电视台2025年二月走访了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的前沿地带，发现那些人口已疏散近半的小镇里依然情绪高涨，留守者几乎都称为了支援军队所以才没撤走。
别尔哥罗德平均两个居民里就有一人在乌有亲友，但已基本断联，有的是争吵后划清了界限，有的则是害怕给对方带来麻烦。亲缘纽带没有阻止别尔哥罗德人和哈尔科夫人走向战场。当地居民表现出无比自然的角色颠倒，他们不断在镜头前真诚地重复深信不疑的看法：俄罗斯受外敌重重包围，像个孤立无援的堡垒，唯有靠内部动员才能生存。
这支撑着与乌克兰针锋相对的另一种民族主义叙事，它完全渗透了小镇的公共生活。广场上的列宁雕像仍然伫立，没有遭受十几公里之外乌克兰城镇里另一个列宁的命运。但它身旁多了一个沙俄的哥萨克勇士和一个身穿战术装备的现代俄军士兵。改装过后的雕像用爱国主义打通了俄罗斯的三段历史。
学校课堂里，十岁出头的少年定期练习组装AK47突击步枪。两年多来，所有人每周都要参加升旗仪式，学生们从刚开始的戏谑胡闹变成了如今的认真对待。这些西方学校里没有的东西让法国记者大开眼界，他开始大谈“苏联式动员”，试图挖掘眼前景象与苏联过往的本质性联系。但其实这无非是一种庸俗刻意的模仿，仪式下填充着空洞而单向度的爱国词藻。
或许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发生在已走下新闻头条的苏贾。它位于临近的库尔斯克地区，前不久被俄军收复。乌占的七个月间，小城里各种苏联痕迹被抹去，尤其是列宁纪念碑。鉴于乌国内持续十年的去共产化运动，这并不奇怪。然而，俄军回来后，同样考虑对街道和其他地点重新命名，彷佛乌军的占领为彻底摆脱苏联提供了一个契机。恢复掌权的市政府立即启动了一项前期调查，论证给李卜克内西街和卡尔马克思街更名的可行性。
没有哪里比分居战线两侧的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更能展示后苏联空间的瓦解。哈尔科夫曾算得上“深层苏联”，重工业设施密布，云集上百万和大规模工业生产相关的人口。离哈尔科夫不远的别尔哥罗德和顿涅茨克都拥有丰富的矿产，第聂伯罗则吸纳了大量科研人才，它们组合在一起，共同支撑了一个完备的产业体系。
乌克兰独立后，这部工业机器被剥离了母体，进而分崩离析，走向无尽的衰败凋敝。代入当地人视角，“明天大概比今天更糟”的脆弱无力感不是从2022年的俄军入侵开始的，甚至也不是发端于2014年的危机，至少要上溯到混乱无序的90年代。
乌克兰社会学家伊申格曾告诉我们，苏式现代化道路失败后，整个后苏联空间内都没孕育出替代性方案，反而走向去现代化。在乌克兰，填补空白的只有民族知识分子和精英中产阶层的国家建构模式，但它只能基于民族主义和漫漫无期的“欧洲道路”，无论是前者，还是和新自由主义深度绑定的后者，都没带来赋予乌克兰主体性的现代化。“正因如此，乌克兰才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三次引发希冀的‘广场革命’，但每一次又都以更大的失望酝酿着新的爆发。”伊申格说。
2014年“广场革命”风暴袭来时，城市中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结成了新同盟。激进民族主义者们一直宣称，是他们而不是自由派赶走了亚努科维奇。这很容易理解，新自由主义很难催生动员大众的强大政治口号，光靠私有化、自由市场、透明度之类的信条无法让身处经济社会困境中的民众团结起来。人们不会为这些东西流血献身，但牺牲恰是一场成功革命的先决条件。在乌克兰，自由主义寻找民族主义作为同路人似乎成了自然选择。
除此之外，促使自由派和激进民族主义分子走到一起的因素还有不少，例如共同的外部盟友（西方）和敌人（俄罗斯），相似的阶层构成（受过教育的城市小资）等。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群体都痛恨中部和东部那些所谓“没有公民意识的苏维埃无产阶级”。
伊申格谈到了这类被标签化的人群面临的困境。他写道：“我们被前线和边界分割开来，有人自愿参战，有人被强制动员，有人和敌人合作，有人逃往国外，有人留在家乡尝试正常生活，还有人为了生存采取不同立场。可又有谁会关心从顿涅茨克或塞瓦斯托波尔发出的乌克兰声音？我们缺乏政治和公共代表，表达空间有限，相互联系被切断，讨论又受到压制。那么现在，大家是否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和群体身份？”
这个被他称为“苏维埃乌克兰人”的群体相当程度上保留了苏联遗留的价值观和文化。“广场革命”后，虽然东西精英集团之间的胜负已分，政治代表性危机却不断加剧。不管是已占上风、代表“西化”城市白领中产的西部寡头阵营，还是已全盘皆输的东部寡头集团，都难以承载整体民意。但前者从此可将意志加于全国，于是数以百万计的“苏维埃乌克兰人”只能走向原子化，最后陷入沉默螺旋。
按历史上的惯常情况，国家面对战争威胁时往往采取干预主义政策，整合内部资源对抗外敌。乌克兰却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政府在政治上加速集权，削弱议会并强化社会管控，可在经济领域却让新自由主义更加盛行。政府早已宣布进入“全面战争”状态，但没有通盘规划国防关键产业。在将一切问题都归因于“苏联遗毒”的“反腐”和“改革”叙事下，原先的国企体系支离破碎，军工受到削弱，这反过来影响了国家的战争能力。
苏联精华的军工集中在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解体后，这些企业尽管与俄罗斯存在竞争，却也依赖俄方市场和供应链，相关从业人口对入欧缺乏热情并非意外。后“广场革命”政府因此怀疑他们的忠诚，不愿加大投资，开战后更是如此。影响力日增的西部精英深信传统军企继承了落后的苏联遗产，在北约技术前不值一提，所以力主进口而不是在既有基础上发展自主军工。为满足欧盟的“市场化”和“反腐”要求，乌政府设立的Prozorro电子采购系统（ “透明国际”、开放社会基金等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和NABU主导设计并支持了该平台）极力限制本国产品。一些自由派记者和NGO深陷“开放市场”等于创新的迷思，认为俄罗斯人就算造再多无人机和巡飞弹，也不过是复制粘贴一般的数量优势，作战效能不及自由市场下发挥创造力设计出的无人机。
可惜这梦幻图景与现实之间隔着一道鸿沟。按乌媒（Ukraine Business News）的数据，到2025年2月，只有15%的乌军工企业完全利用了产能，60%仅实现了一半产能利用率，还有25%的企业产能利用率不到30%。另外，截至2月，85%的私人军工相关企业有明确计划搬到国外，主要搬迁动机是政府的武器出口禁令、低水平的政府采购订单等，而不是空袭带来的威胁。
自由派博主们还常攀附波兰和韩国，宣称只要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就可复制它们的成功，这套说辞最近出现在泽连斯基的公开采访中。但问题是波兰在2004到2020年间单从欧盟结构基金中就获得了1810亿欧元，更不用提其承接的产业转移。相比之下，人口只比波兰少30%的罗马尼亚总共只拿到500亿欧元，若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罗马尼亚在一些方面甚至不如乌克兰。况且，法德等衰落的西欧大国是否还有意愿在东欧塑造第二个波兰，谁也难给出乐观答案。
抛开成为波兰和韩国的幻梦，当下维系乌战时经济的支柱成了农产品出口、大量移民从国外寄回的侨汇，以及一个小而活跃的城市中产阶层。他们以IT专业人员为主，业务与欧洲密不可分。近来迅速覆盖的数字化也是经济新面貌的一个侧面，Diia等电子政务软件点缀装饰着现代国家的时髦外观，营造出超越老派西欧的错觉。
但硬币背面是，哈尔科夫等工业重镇彻底没落，为30多年的沉沦挣扎画上了沉重而痛苦的句点。经过八年动荡和三年战争，哈尔科夫遭受内外双重摧残。战火固然给城市带来难以愈合的伤痕，但从“广场革命”一直加速到现在的去工业化已经将她推向了不可逆的自由落体。
就在我们到哈尔科夫的时候，与去工业化并行的去苏联化也开启了终章。俄军对当地的进攻，成了促使“班德拉”(乌克兰极右民族主义武装领导人，曾一度与纳粹德国合作，二战时期参与了对乌克兰境内犹太人、波兰人、俄罗斯人等其他族群的迫害)进入城市的最后一根稻草。冒着俄罗斯人的炮火，这座城市终于掀起了一场迟到近十年的更名浪潮。地铁站的大理石墙壁上，旧的站名刚刚被刮去，新名还来不及印上。
在哈尔科夫市中心的主干道上，行人远远就能看到一块巨幅的苏联空军军官半身画像，那是出身本地的苏联功勋导演贝科夫。没有哪个哈尔科夫人不知道贝科夫和他的《老将出马》（又译《只有老兵去战斗》），片中一首《黑皮肤姑娘》直到今日依然通行后苏联空间，哪怕远在中亚群山也能听见回响。
就在同一条大街上，离贝科夫的巨幅画像不到200米处，红黑色的班德拉海报和涂鸦闯入视野。2014年后，班德拉大街开始出现在全国各地，它们往往是主干道路，不少甚至直接从列宁大街更名而来。除去分离主义者控制的地盘和克里米亚，哈尔科夫是对班德拉抵制最强烈、时间最久的大城市。哪怕波罗申科的“去共产主义”运动席卷全国，市民们也没给“班德拉”放行，他们一直坚持到了2024年夏天。或许将来的某一天，这条宽敞明亮的主干道也会摇身一变，成为乌克兰地图上最靠东的一条班德拉大街。